唐武宗李炎（原名李瀍），唐朝第十五位皇帝，唐穆宗李恒第五子，也是唐敬宗和唐文宗的弟弟。唐武宗是一位性情沉毅，雄谋勇断的帝王。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取得了很多成就，后世称武宗统治的时期为“会昌中兴”。

唐武宗李炎

尽管唐武宗表现优秀，但是在历史上武宗这位皇帝的存在感却不高。《新唐书》对武宗采用先扬后抑的评价方式，且抑过于扬。《旧唐书》在很多皇帝的《本纪》最后都会写一句赞总结其一生，但是在《武宗本纪》的最后却没有这句赞。《资治通鉴》干脆对武宗的一生不发表看法。可见，这些官修史书对唐武宗似乎没有什么好感，多数认为武宗是靠一个宰相李德裕才取得了“会昌中兴”。相比较，他的下一任皇帝唐宣宗的存在感要高很多，《旧唐书》赞其“到今遗老，歌咏明君。”《资治通鉴》记载道宣宗去世后更是对其大加赞扬。

宣宗性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资治通鉴》

唐宣宗李忱

可见，就名声而言，“小太宗”唐宣宗要比唐武宗好很多，既然武宗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如此低，那何来会昌中兴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将为各位展开唐武宗那短暂却不平凡的一生。

皇权动荡，蛰伏藩邸，爱好出游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唐宪宗死于宦官陈宏志之手。

从宪宗的非正常死亡开始，厄运就不断的来到李唐王室的身边。唐宪宗的继任者穆宗和敬宗游乐无度，不惜官赏，任人不明。这两位皇帝在位期间直接导致河朔藩镇彻底失控，宦官势力尾大不掉，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接下来登场的是唐文宗李昂，这位皇帝一上台立刻出台一系列惠民政策，看起来是一位好皇帝。但其优柔寡断，缺少君王应有的杀伐决断的气度，在那个乱世下，肯定不能长久。果然，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宦官仇士良等人彻底控制，从此受制于“家奴”。五年后在公元840年忧郁而死。

自公元820年至公元840年，唐帝国经历了四位皇帝的驾崩。皇帝走马灯似的轮转，必然导致皇权的动荡。而这一切乱象，李炎都一一看在眼里，但是他除了在十六宅（皇亲国戚的居住区）里养尊处优外其余都不能做，因为在唐朝中后期，亲王的位置一直很尴尬，除了斗鸡走狗，就是参加些宫廷聚会。

唐武宗李炎在皇族圈子里，一直是一位“活跃分子”，《资治通鉴》记载唐武宗颇具豪气（武宗气豪）。可见在藩邸时，李炎就有领导气质。此外，李炎还爱好出游，在出游的同时，他也能够看清地方民情。豪气的李炎时刻没有忘记国家大事，面对风云变幻的局势，李炎冷眼旁观，等待机会的到来。

初登大宝，加强皇权

属于李炎的时代终于到来，唐文宗去世前夕，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拥立李炎为“皇太弟”，开成五年正月初四，唐文宗驾崩，李炎登基，是为唐武宗。刚登基的唐武宗接手的可以说是一个皇权弱势，天下纷乱的烂摊子。不过这并没有难倒唐武宗，他很快就整理出了一系列方案，首当其冲的就是强化皇权。

仇士良

1、信奉道教，强调继位合法性。

唐武宗从一上台开始就从不吝向人们表达他对道教的崇尚，不但赏赐道士修建道场，甚至亲自授法箓。笔者认为这里面除了个人信仰外，也有可能是为了加强皇权。实际上，唐文宗在去世前是打算立唐敬宗幼子李成美为皇太子的，但是宦官们想获得拥立之功以获得更大权力。这样，就使唐武宗的继位显得有些“得位不正”的感觉。

而道教可以说是李唐王朝的国教，李家天子们一直以道教始祖老子后代自居。那么如果唐武宗崇尚道教，既可以满足自己的信仰，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正己位，颇有些君权神授的意味。

2、启用李德裕，大力任用“李党”成员

唐武宗继位不久，就把时为淮南节度使的李德裕调到中央任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唐朝中后期官职加上同平章事的名称就被认为是宰相，众宰相又以门下侍郎为尊，所以不难看出唐武宗对李德裕的喜爱与信任，刚刚继位，就任命李德裕为首相，可见唐武宗在做亲王的时候就留心观察得力大臣，这才选定的李德裕，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在唐武宗执政时间，君臣二人一直能彼此信任，一起度过了很多危机。

明相李德裕

唐朝的“牛李”二党起源于唐宪宗一朝，从穆宗开始开始唐朝的宦官之争就愈演愈烈，到了唐文宗时期达到巅峰，双方互相拆台，耽误了很多军国大事，尤其是“牛党”成员，门户之争远远大于国家利益。唐武宗上台后，“李党”成员大多加以重用，而“牛党”成员大多被安排了闲职。这样，就可以做到上行下效，避免推诿。

3、限制宦官，敢于担当的领导才是好领导

无论是党争还是藩镇，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不能对皇权产生绝对威胁。但宦官则不同，唐武宗前四任皇帝，其中有三位是宦官所拥立（唐宪宗、唐穆宗、唐文宗），两位被宦官杀害（唐宪宗、唐敬宗）。细思极恐，限制宦官刻不容缓。

相对于唐文宗的一网打尽策略，唐武宗的策略则高明的多。他和李德裕抓住了宦官集团自身的漏洞进行分割包围。实际上，晚唐时期的宦官集团向来不是铁板一块，他们的内部，一直存在着“元老派”和“新贵派”这两种派系。而这两种派系在中晚唐时期一直是水火不相容。唐代宗曾利用新贵派宦官鱼朝恩收拾掉李辅国。唐文宗利用仇士良做掉王守澄。但这两位皇帝没有看对选择对象且不懂得利用宰相的权力，这才导致“新贵派”宦官得势后随即成为了“元老派”而继续威胁皇权。

唐武宗和李德裕抓住宦官集团的这一特点着手提拔新贵派宦官，对元老派宦官仇士良则采取明升暗降的手段。聪明的仇士良很快嗅到了危险气息。决定釜底抽薪干掉李德裕，甚至是再来一次政变屠杀文官集团。于是他向军中散布谣言，内容是李德裕准备削减军队粮饷。唐武宗听到此事后，怒不可遏。立刻派使臣向左右神策军发敕书：

敕书初无此事。且敕书皆出朕意，非由宰相，而安得此言！

根本没有削减粮饷的敕书，就算有，也完全出自朕的意思，你们强加给宰相，是何居心？这就是唐武宗，遇事敢于担当，有时候，评价好的领导与差的领导就取决于这位领导是否勇于为下属担责。写到此处笔者不由想到了当年的唐文宗，每遇大事（比如宋申锡一案与甘露之变），他把一切罪名都推卸到大臣头上而不想得罪宦官，可他不知道，有时候推卸责任的损失要远远大于勇于承担责任的损失，一个连自己队友都出卖的人何谈使敌人尊重。

唐文宗李昂

唐武宗一连串的动作，终于使仇士良认清现实，终于在会昌三年，致仕退休。从此，宦官在武宗朝一直掀不起过大的风浪。

霸气削藩，保境安民

暂时解决了朝廷中的宦官干政和朋党倾轧的问题后，唐武宗开始着手于解决外部威胁。具体说来主要做了两件事。

1、平昭义

武宗当政时，天下藩镇总体还算平稳，中央朝廷一直遵循“河朔故事”，河朔三镇自理军政、财政、民政。但对于其余藩镇，如果有敢于独立者，立即派兵征讨。

会昌三年，昭义军节度使（也称泽潞节度使）刘从谏病逝，刘从谏打算像河朔三镇那样自立，所以在其去世后，其侄刘稹自立为昭义军留后，打算割据一方，昭义军所在的泽路地区十分重要，东连河朔重镇承德魏博，西连河中，靠近京师，唐武宗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其独立。因此，唐武宗派遣军队向泽路地区发兵，准备一举荡平昭义军。这场平叛战争的结果表面看起来很容易，唐朝官军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叛将刘稹被部将所杀，平叛战争宣告胜利。但实际上远远比表面要复杂。

首先，开战前夕，是战是和一直是被大臣不断讨论，朝中希望和平解决的大有人在。最终，李德裕从民心、军心以及政治的角度全面分析此战的重要性。唐武宗皇帝随即力排众议，全面支持李德裕的作战计划。

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的胜利也与加强皇权，制衡宦官与地方权力有着极大关系。中晚唐时期的平叛战争，向来都不是简单的军事问题，更是政治博弈，皇权与藩镇权力的博弈，皇权与宦官权力的博弈。

在这场平叛战争中，无论内地受调藩镇还是河朔受调藩镇的军队都万众一心，听从中央朝廷的调遣。

另外，以前每当朝廷打仗，宦官都会抽调精锐人马为其亲兵，对大将颐指气使，打胜了功劳都归自己，打败了则是都推卸给领兵将领，这严重降低军队战斗力。针对这种情况，朝廷做出规定，每千人部队，监军宦官可以抽调十人作为其亲兵，不得抢攻推过。避免之前的弊端，因此军队战斗力大大提高。

可见，此时皇权已经完全在宦官和地方权力之上，与其说是军事上的胜利，不如说是皇权的胜利。

中晚唐藩镇示意图

2、退回鹘

回鹘汗国，原名是回纥汗国，以会做生意而闻名，曾经也是不可一世。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后，回纥汗国派兵支援唐朝。总体而言双方的关系还算不错。但是到了唐武宗时期，回纥汗国内部衰弱，再加上外族的打击，四分五裂。其中一支部族流落到唐朝边境。

此时的回鹘虽然支离破碎，但是仍有十万军队，这支无家可归的军队具有着无限的破坏力。唐武宗和李德裕君臣二人小心翼翼与之周旋，一直有理有据，对有意南迁的回鹘人给予接纳。对居心叵测的回鹘人予以抵制。最终回鹘乌介可汗帅军侵略唐朝境内，唐武宗集结兵力与之一战，最终大破回鹘汗国。对待回鹘汗国，唐朝做到了仁至义尽，先礼后兵，最终取得了北部三十年太平，为唐宣宗最后收复河潢地区做好铺垫。

整顿吏治，关注民生

1、对官员加强管理

1.1、限制门荫，调整入仕途径

唐武宗深知，吏治的好坏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兴亡，而入仕途径对于吏治而言又是十分重要。所以唐武宗在位时期。努力限制不学无术的官二代依靠门荫入仕，对于贫寒子弟，只要才学达到标准就会授予职位。

唐代科举

士子浮华之风在晚唐尤其明显，针对此问题唐武宗规定士子必须经过两考，且对授予官职也是加以规范，避免才不对位的情况发生。

1.2、裁剪官员

晚唐时期，冗官问题十分突出。晚唐懿宗、僖宗朝名臣刘允章在其《直谏书》中写道“国有九破”。其中一破为“食禄人多, 输税人少”。可见当时国家冗员现象非常沉重。

针对晚唐时期冗员严重的问题，唐武宗与宰相李德裕积极裁剪冗员，最终裁剪冗官上千人，极大的缓和了阶级矛盾。

1.3、制定重法，对贪污官员毫不留情

针对当时官员腐败盛行的问题，唐武宗与李德裕采用了公平执法，执法必严的做法，对犯罪官员绝不姑息。《册府元龟》记载：

会昌元年正月诏曰：朝廷典刑，理当划一，官吏坐赃，不宜有特殊，内外文武官犯入赃绢三十匹，尽处极法。

可见，唐武宗对待官员的严格程度。笔者认为，晚唐时期，虽然天下未乱，但乱象已现，而乱世应用重典。况且官员为执法者，知法犯法，本应罪加一等，所以笔者武宗对贪污腐化官员用重刑持肯定态度。

2、对佛教的限制

纳税人口比率低、钱重货轻、土地兼并激烈的问题在中晚唐一直存在。针对此问题，唐武宗决定打击佛教。实际上，武宗自上台伊始就对佛教不甚友好，更是在会昌五年时大肆裁撤大批寺院。只允许上州保存一所寺院，长安和洛阳只可以保存十所寺院，且每所寺院只能有僧10人（后追加至30人）。寺院所占有的土地一律充公，寺院僧侣一律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甚至连外国来唐朝求学的僧人也必须还俗。寺院所供奉的佛像法器融化制钱，以缓解铜供应不足所产生的货币危机。这次对佛教的打击可谓是非常严重，因此这场运动被佛教人士称为“会昌法难”。

会昌法难

存在感不高的探析

通过上文叙述，我们可以发现，唐武宗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皇帝，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客观的来讲，其取得的成就也要比“小太宗”唐宣宗要高。那么唐武宗在历史上的存在感为什么不及唐宣宗呢？笔者认为，主要有四点：

第一，继任者不是站在自己立场

唐武宗去世后，接替皇位的是武宗的叔叔唐宣宗李忱。历史记载，唐武宗和唐宣宗的关系并不好。更主要的是唐宣宗是以皇太叔继位为皇帝，得位更加不正，且唐宣宗依靠的是亲“仇”派宦官继位的，推翻武宗的政治成果就成为了必然。换句话说，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唐武宗的政治成果以及政治形象都会被推翻，自然不会有太多好名声。

第二，李德裕光芒太盛

李德裕作为晚唐第一名相的确是光芒四射，近代学者梁启超将李德裕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为封建时期六大贤相，可见其个人能力之强。相较于李德裕这颗恒星，武宗不免有些暗淡。但前几任帝王对李德裕的态度或是外放，或不用，或半用，只有唐武宗真正的重用李德裕。对比之下，唐武宗的用人水平可见一斑。

第三，“灭佛”太过

可以说，佛教在唐朝时深得民心的。当然，那个时期佛教确实存在和唐朝政府争抢社会资源的现象。也有很多世俗人家为了躲避赋税而遁入空门，唐武宗的初衷并不是坏的。

但佛教在唐朝的盛行自有其规律，佛教在唐朝是有其群众基础的。且佛教拥有的财富很多都是靠着信众的捐赠以及一些合法手段。如果贸然“灭佛”，首先就是对唐朝的法律造成践踏。况且，唐朝的寺院也是一个士子们勤工俭学的机构，很多没有钱的读书人都可以到寺院读书学习，他们只需要帮助寺院抄写下经书或者做些杂活就可以免费在寺院吃住学习，据考证，当时唐朝一个规模较大的寺院就可以容纳200名学子在其内勤工俭学。例如唐朝的宰相王播，少年贫苦，就在惠昭寺木兰院学习，最终官居宰相。可以说是寺院给这些贫苦学子提供了一个机会，当这些贫苦学子有朝一日高中得官时自然会感激寺院的。而武宗这么直接粗暴的“灭佛”，肯定不得人心。实际上，后世人对武宗批评最多就是其粗暴“灭佛”。

然其奋然除去浮图之法甚锐。——《新唐书》

在寺庙求学过的宰相——王播

在这里笔者说句题外话，唐武宗完全可以对打算进入寺院的“准和尚”们进行严格的考试，只有考试通过才能成为出家人。且对寺院内部的出家人统一进行严格的考试，剔除不用心佛法者。此外，对于那些想要通过出家而避税的人予以重刑。对于寺庙的田产，可以适当的抽取两税，只要合理，且有法可依，对国家有利，尊重宗教即可。

第四，对待官吏严格，史书评价的双标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唐武宗对待官员太严格了。虽然对待官员严格，但是对待唐朝的百姓来说可就是幸事一件了，很可惜，书写历史的话语权不在这些唐朝的百姓手里，而是在那些拥有着资源的人手里。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敬佩唐宣宗皇帝的宣传能力。笔者查阅到一段唐宣宗大中四年皇帝的一份敕书，内容如下：

攘窃之兴，起于不足，轻人性命，重彼财货，既多杀伤，且乖教化…

唐宣宗的意思很明显，唐武宗对官员的惩罚太过严格了，杀伤太多，有违天和…至于宣宗皇帝说的对否，这种公然为贪官辩白的敕书至少笔者是不敢恭维的。只不过唐史的书写，正是这些为官之人，也许，史书有时是缺乏客观性的。

总结

唐武宗继位后，在短短的几年内强化了皇权，文治武功，称之为一代雄主并不过分。但有时历史评价某位人物时会由于种种原因而带上“有色眼镜”。这就需要我们平时在读书中多一些自己的思考，辩证的看待问题，抽丝剥茧，还原历史人物的真正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