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唐朝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事件——玄武门之变，在唐高祖武德九年（626），秦王李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埋伏在玄武门附近射杀了准备入朝的长兄和四弟，并派亲信”宿卫”高祖。

当年8月，唐高祖被迫让位，自称太上皇，李世民正式即位。

而这次政变也成了李世民抹不去的污点，时下也会看到这样的言论：李世民弑兄杀弟，囚禁父亲，逼其退位，如此品德败坏为什么还能够被称为千古明君？

但我们要知道，对于一个古代帝王的行为，是不能完全用世俗和现代的道德观去理解和评价的，因为这样的评价是非常不全面的。

且不说李世民与长兄李建成的关系在当时早已是你死我活的状态，自古以来，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谁又能是绝对的对，绝对的错呢？

更何况，”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李世民之所以能被后世奉为明君，是因为他具备了杰出帝王所需的绝大多数素质，他文治武功臻于完美，在中国历代皇帝里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

能够对统治阶层进行自我审视

在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难免无法设身处地考虑到百姓的困难，一些帝王虽有雄才大略，但是在对待底层人民方面缺少了些温情。

在政权面前，甚至觉得百姓只不过是自己实现抱负的工具。也因此，在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事件并不少见，大多都是因为受不了统治集团对百姓的压迫而就地起义，进行反抗。

但是，面对这样的行为，却很少有统治者会去真正地反省自己的统治是否不妥。而李世民做到了，并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上有着深刻地觉悟。李世民即位时，经过隋末的战火破坏，曾经繁荣的中原变得一片残破，战乱虽然已经平息，但仍有流民四处占山为寇。

武德九年（626），在讨论如何应对各地的盗贼时，一些大臣认为乱世就应该要以严刑峻法管束这些刁民或”请重法以禁之”，但是李世民却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

因此，他认为要治病那就要从病根抓起，若要治民，就先匡正官僚阶层自身，他抛弃了严刑峻法，而”推行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主食有余”。在这样的整治下，几年之后，大唐迅速就换了个样子。

善用人才，善听谏言，君臣关系融洽

在任用官员方面，李世民的标准比较简单：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对于搞假把式，只会拍马屁的官员，李世民是深恶痛绝的，而对于那些有真本事，敢于直言进谏、甚至不给自己面子的忠直官员，李世民则又是另一态度，且大多重用。

贞观七年（633），李世民就问过魏征：”为何众位大臣的上书多有可取，且叙述有道，但见到我却时常语无伦次？”魏征回道：”我观察各部门上奏言事前，时常殚精竭虑，甚至耗时好几天。但见到陛下后，却说不出三分之一，他们主要是担心自己的不同意见让您不高兴。”

听到原因后，李世民在面见大臣时更加和颜悦色了，甚至在面对有些说话不太客气的官员也收敛了些自己的情绪。要说最敢挑李世民刺的大臣，那就非魏征莫属了，但他却深受李世民重用，还被尊为”官员的楷模”。

虽身为帝王，但却主动用制度约束皇权

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统治下，权力的过度集中使得这样的状况出现，一国是否能够发展好，国力蒸蒸日上，最大因素就是是否能有一个英明神武、雄才大略的皇帝。所以，这是最大优势也是最大劣势，一旦皇帝昏聩，那么这个国家快速衰败是必然的。

同时为了制衡，限制皇权，臣子们也做出了很多努力，但结果往往都不尽如人意，甚至还出现了外戚干政、宦官专权的现象，导致了政权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

而李世民作为帝王，却愿意主动用制度来约束皇权，这样的行为在中国历史上实属少见。

在贞观元年（627），李世民便下达了一道旨意：”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这个规定是从谏议制度入手的。在那时，谏官不再是一个品级职位，而是涵盖了朝廷中官员体系的各个品级，每个品级都设置了大量谏官，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谏官群体。

中书、门下两省以及其他三品以上官员觐见皇帝商议朝政时，必须让谏官贴身跟着，君臣议事的时候若有不妥之处，谏官可以立即指出。这样一来，君臣双方都被置于监督之下，”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慝”。

李世民的这一制度让谏官这个职务真正发挥了作用，不再是君主按个人喜好来操作的维权工具，谏官制度也不再仅仅只是摆设。

通过以上三点，可以说，李世民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最大限度地做到了一位明君该做的事。

他主动约束皇权，不以帝王的喜好为主要，充分发挥了谏官的作用；他善用人才，积极接受群臣的直言进谏；他能够对统治阶层自我审视，考虑百姓的诉求而不仅仅将他们视为维护统治的工具……

而李世民在这些方面的作为，正是他能被称为”千古明君”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