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和仕途的悲剧，直接导致了李商隐生命的悲剧。

岁月被幻化成琴弦，锦瑟于孤寂的床榻上，流淌哀婉的角羽宫商。面对凌空飘落的蛛网和破蔽不堪的椽梁，李商隐抖动拨片，怅然若失。这位16岁就”以古文出入诸公间”的早慧诗人，绝然不会想到，他会在此后的人生中拨响落寞和悲怆。他太才华横溢，感动得当朝重臣令狐楚将其延入家中，待为上宾；他太倜傥风流，感动得泾原节度王茂元将其纳入兰室，引为金龟之婿。然而这也正铸成了悲剧的缘由，仕途与婚姻交织成特殊的矛盾，困扰了李商隐一生。

有唐一代，朋党之风盛行朝野。为了遥控政治，专揽大权，官员臣僚们组成对峙的势力相互倾轧，党同伐异。当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在朋党之争中偃旗息鼓，新的朋党之争又起。所谓新的朋党之争，实际上是以牛僧儒和李德裕为党鞭的”牛李党争”，而”牛李党争”的缘起，则是在宪宗朝。宪宗时期，有一年长安科举，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考卷里对朝政进行了不客气的批评，考官认为两人有治国之才，遂将二人推荐给宪宗。此事很快传到了宰相李吉甫的耳朵里，李吉甫听说牛僧孺、李宗闵在考卷中多次直指其弊，觉得于己不利，于是便在唐宪宗面前说此二人与考官有私，宪宗信以为真，一怒之下，把考官降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未被提拔。

此事一出，朝野震惊，众大臣纷纷为牛僧孺、李宗闵鸣不平，谴责李吉甫嫉贤器小。宪宗为平息舆论，被迫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行任命宰相。而这个梁子在此后的数年间开始越积越深，随着牛僧孺、李宗闵入朝供职，李吉甫之子李德裕蒙荫庇成为”官二代”，两种势力的交锋与博弈也日趋白热化，牛僧孺、李宗闵所代表的”牛党”和李德裕所代表的”李党”，随着其在穆宗和敬宗两朝权力的交替上升，各自在朝堂上建立起自己的朋党，两党之间，相互争斗，水火不容，挑起了旷日持久的”牛李党争”。

可怜的李商隐正是身处于这样的夹缝之中。作为牛党成员的令狐楚，对于李商隐来说，是其生命中的贵人，少年时代，李商隐家境贫寒，靠”佣书贩舂”维持家里的生计，幸运的是，李商隐一手秀丽的工楷与一手好文章得到了当时的地方显宦令狐楚的垂青。他非常欣赏李商隐的文才，对其十分器重，让李商隐与其子令狐绹等交游 ，同时亲自授其以骈俪章奏之学，在政治上极力汲引提拔，将其引荐给大诗人白居易，聘其入自己的幕府作巡官，带其随往郓州、太原等地，并”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多次资助李商隐入京参加进士考试，开成二年（837），令狐楚旧友高锴知贡举，令狐楚遂让在京城做官的儿子令狐绹向高锴力荐李商隐，李商隐方在第五次应举中进士及第，可以说，令狐楚对李商隐绝对有着知遇之恩。而李商隐对令狐楚也是充满感恩之心，他曾写诗云”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及至令狐楚病逝，他更是接过代草遗表大任，奉丧回长安，一声”古有从死，今无奈何！”道出了李商隐对令狐楚这位人生伯乐不尽的伤逝之情。

如果李商隐继续与令狐楚之子令狐绹保持紧密的关系，这位多情才子的人生也许是另一番景象，可偏偏在令狐楚去世之后，李商隐的生命轨迹开始在无意之中扳了道岔。就在李商隐趋奔场屋十年终获成功之时，他的桃花运也接踵而至，时任泾原节度使的王茂元，对这位二十六岁风华正茂的书生青眼有加，亲发聘书，请李商隐以在籍进士的身份到自己的幕府做幕僚，”辟为掌书记”，不仅如此，还将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了他。”往在泾川，始受殊遇……樽空花朝，忘名器于贵贱，去形迹于尊卑。”对于这桩婚事，李商隐是相当满意的，他的妻子王氏端庄贤惠，知书达礼，虽生于富贵之家，却没有骄娇二气，婚后夫妻二人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在新婚燕尔的柔情缱绻之中，在相濡以沫的平凡日子里，李商隐的才情被充分地激发出来，这首《袜》正写于这段幸福的时光：

尝闻宓妃袜，渡水欲生尘。

好借常娥著，清秋踏月轮。

—— 李商隐《袜》

身处爱巢之中，李商隐感受着爱情的滋润，然而他不会想到，也正是这桩婚事，让李商隐卷进了政治的漩涡，最终成了历时十五年党争的牺牲品。他崇敬的岳丈王茂元，与李德裕走得很近，是李党的重要成员，对这位”早受深知，遂以嘉姻，托之弱植”的岳丈，李商隐深感恩重，无以言谢，然而，在朋党争斗正酣的晚唐，站队的正确与否，直接就决定了个人的前途命运。令狐楚一生追随牛僧孺，是牛党中坚，其子令狐绹在其父去世之后，依然延续着牛党的权柄，在朝中如日中天，面对李商隐转投阵营的”背恩”之举，又怎能不恨得咬牙切齿？他在长安士人中毫不掩饰地将这位少年玩伴斥为”心怀躁进、忘恩负义”之人，更鼓动一批名士”嗤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摈之”，而这些尚不能解令狐绹心头之恨，在李商隐赴长安参加吏部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中，竟在最后复审时指使某个”中书长者”将李商隐的名字一笔抹去，使其未能”释褐”得官。无意之中站错队的李商隐，在湍急险恶的政治漩流中，只能被打回幕僚的原点！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

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鸳雏竟未休。

——李商隐《安定城楼》

这首沉郁悲慨的《安定城楼》，正是李商隐落寞黯然地回到泾州时所作。登上泾州安定城楼，李商隐遥想起西汉贾谊和东汉王粲的人生际遇，抚今追昔，不仅感慨万千，北宋王安石对此诗评价甚高，认为此诗”虽老杜无以过也。”尽管在第二年的吏部考试中，李商隐终于通过，释褐得官，做了秘书省校书郎，但命运好像有意要捉弄这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入仕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艰难。武宗会昌二年（842），时年三十一岁的李商隐曾赶上过李党得势，本来看似有了一丝转机，但李党成员也不敢贸然对李商隐委以大任，因为他和牛党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其岳父王茂元为了避嫌，也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李商隐升迁，而偏偏在此时，李商隐的母亲又去世了，他要服丧三年。待三年服丧期满，政局已经发生逆转，随着武帝薨逝，宣宗继位，牛党势力再起，李商隐既然已被看作是李党成员，当然不会有出头之日，无奈之下，李商隐只能愤然辞官，继续自己的游幕生涯。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大中元年（847年），在”类转蓬”的游幕生涯中，李商隐策马一去，就是距长安近五千里的桂州（广西桂林），在这片遥远的蛮荒之地，李商隐投奔到了桂管防御观察使郑亚的幕府之中。身为李党成员的郑亚对李商隐颇为器重，李商隐对这位远处偏州的观察使也印象很好，相得甚欢。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党争的日趋激烈，作为李党成员的郑亚在桂州也受到了震荡，被贬到了更偏远的循州，”虎踞龙蹲纵复横，星光渐减雨痕生”，在为郑亚发出这声不平之鸣后，李商隐只能打马向北，奔赴荆楚。这片屈原当年的投江之地，好像给予诗人的，只有沉落的命运，李商隐投奔的几个幕主，都因李商隐在牛李两党的身份过于敏感，而未表示出收留之意。

“湘泪浅深滋竹色，楚歌重叠怨兰丛。”徘徊荆楚的李商隐无疑是痛苦的，这种颠沛流离的求宦之苦，挫入诗人的笔下，就是浸着血泪的湘女竹，就是布满蛛网的贾谊宅。在将《潭州》、《梦泽》等一系列借古讽今之作喷泻而出之后，历史给我们呈现的，是李商隐继续孤独前行的背影。彼时，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已经去世，妻儿尚在长安，但为了博一个好前程，李商隐只能硬着头皮，调头转辔，策马巴蜀，继续选择游幕这条殊途。中国文人和中国官员的大不幸，就这样在李商隐身上得到了最直接的呈示：作为诗人，李商隐可以在文字中游刃有余，但却无力挣脱人际关系的羁绊；作为丈夫，他无法逃离情感的困惑；而作为一个身居下僚的幕府小吏，他又深陷党争的沟壑，无处求援，无力自拔。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这是李商隐好友崔珏为其写的两句著名的悼亡诗，对李商隐的人生总结堪称精到。仅仅在中国诗词的天空中闪烁四十七载的李商隐，于唐宣宗大中末年（858年）病逝于郑州，这位命运多舛的诗人，用凄怅的曲调演绎才情和华章，也演绎痛楚和落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后人在李商隐的诡谲的诗歌意象中艰难地行进，当”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成为后人对李商隐诗歌的评价，人们不知道，这些谜一样的意象，也困惑了李商隐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