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很多被后人广为称道的“模范”君臣,比如嬴政和李斯、刘邦和萧何、赵匡胤和赵普、朱元璋和刘伯温等等,而其中的佼佼者,并被从古到今各种称颂赞美的,莫过于李世民和魏征了。这二位,作为人君的李世民胸怀四海、虚怀纳谏;作为臣子的魏征刚正不阿、犯颜直谏,携手共同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上图_ 魏徵,现作“魏征”(580年-643年2月11日)
魏征死后的“冰火两重天”
魏征死后,李世民为自己失去了这么一位好臣子而伤心欲绝,他不仅哀痛道“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还为之“废朝”达五日之多。李世民亲自为魏征撰写墓碑碑文,太子李承乾为魏征举哀,晋王李治(日后的唐高宗)奉诏致祭。一个臣子有着如此高规格的葬礼,放眼整个大唐乃至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不仅如此,李世民还追赠魏征为司空、相州都督,赐谥号“文贞”,并将其列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列,并居第四位的高位,还将自己的小女儿新城公主许配给魏征的儿子魏叔玉。
然而仅半年之后,李世民就对魏征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命人砸毁了自己御笔题词的魏征墓碑(野史上更传闻将魏征刨坟鞭尸,不过未见正史记载),还下令取消联姻,让新城公主另嫁长孙皇后家族的长孙操。如此“冰火两重天”的待遇,在让人瞠目结舌的同时,也不由的感慨古代政治实在是“水太深”。
上图_ 已被磨光的魏征墓碑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魏征如此结局呢?
首先在于封建皇权的专制性以及人性中对“逆耳忠言”的本能排斥
魏征是以直谏著称的,他针对唐太宗上至军国大事,下至生活起居的各种错误失误,提出尖锐且合理的建议。就其工作角度来说,确实尽心尽责。而对于李世民来说,也对魏征表示了高度的肯定。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总有个臣子在耳边提意见,即使李世民确实有海般的度量,也难免心生不满,其就不止一次的发怒说“会须杀此田舍翁(指魏征)”。封建社会皇权本来就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都以天子自居,唯我独尊,又有多少人能容忍一介臣子这样三天两头当面给自己提意见的。
同时换个角度来说,且不要说是皇帝,哪怕就是一个普通人,又有谁能接受自己的父母亲朋时不时给自己提意见说自己这不对那不对的,哪怕“这都是为了你好”呢?更何况,李世民也是一直到魏征死后才“有所发作”,而且也是“点到为止”,从这一点说,李世民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帝王了。
上图_ 唐太宗李世民(598年1月28日-649年7月10日),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人
其次在于魏征卷入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件
直谏太多当然仅仅只是表面现象,真正让李世民敏感的是,魏征卷入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魏征生前曾做过太子李承乾的老师,并曾向李世民举荐过侯君集等人,建议太宗给予重用。候君集曾协助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又在西北战事中战功卓著,再加上与李承乾交好,身为太子老师的魏征大力举荐,也是“举贤不避亲”,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始料未及的是,魏征死后不久就爆发了所谓“太子谋反案”,李承乾由于身体有残疾,与李世民父子关系不佳再加上野心勃勃的弟弟魏王李泰的挑战,总担心自己太子地位不保,于是在侯君集等人的怂恿支持下发起“叛乱”,结果自然惨遭失败。李承乾被流放从而被废除了太子地位,侯君集也因谋逆处死。
对此李世民认为魏征作为太子老师没有尽到责任,没把太子“教好”,从而导致太子“犯上作乱”,而且推荐“叛臣”侯君集更有结党营私之嫌,因此对魏征心怀不满也就理所当然了。
上图_ 李承乾(619年―645年1月5日),字高明
再次,魏征的一些行为举止也让李世民怀疑其“犯颜直谏”的内在动机
如果说太子谋反案追究魏征有些“事后诸葛亮”的意味,那魏征的一些举动就不由不让李世民“龙颜大怒”了。
对此《旧唐书·魏征传》记载“(魏征)自录前后谏辞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悦”,起居郎是专门负责记录皇帝言行举止的官员,魏征将自己对李世民的谏言全部记录下来,并交给起居郎褚遂良,其目的不免让人觉得是想让自己在历史上“流芳百世”,将李世民的种种大大小小的错误也都要“记录在案”。这当然是李世民作为一个帝王根本无法容忍的。
上图_ 赋诗亭魏征像(介休龙头寺)
此外,李世民在询问魏征“忠臣”和“良臣”区别时,魏征回答“良臣,身荷美名,君都显号,子孙傅承,流祚无疆;忠臣,己婴祸诛,君陷昏恶,丧国夷家,只取空名。此其异也”, 并表示“愿陛下俾臣为良臣,毋俾臣为忠臣”,虽然说得自然是振振有辞,但听起来总有些对李世民进行“道德绑架”的意味在里面,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不少。
这些都未免会让李世民对魏征多年以来“犯颜直谏”的内在动机持怀疑态度,以致于最后用“毁其墓碑”的方式表现对魏征的否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图_ 魏征书法
最后,魏征的“特殊身份”使得李世民也只能选择在其死后进行“有限度”的清算
在贞观一朝的臣子中,魏征的身份无疑是最特殊的一个,这不仅仅在于他喜欢直谏,更在于他“四易其主”的特殊经历。隋末群雄并起之时,魏征先后投身于李密、窦建德账下,无奈跟随的主公都先后失败,后魏征被李建成收留并重用,其间一再建议李建成“先下手为强”除掉李世民。
多次改换门庭、李建成的死党、经常性的给皇帝提意见······如此多的“敏感”标签,使得魏征不仅是李世民自我改正错误的“镜子”,更是体现贞观一朝“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一面鲜明旗帜。
魏征这样的人物都能受到皇帝的重用尊崇,还不怕天下人才都来归顺“尽其所用”吗?也正因如此,即使李世民再对其有任何的不满与怨恨,他也不能 “毁掉”自己亲手竖起的“典型”。在其死后,进行“点到为止”的清算,也算是李世民这位一代雄主能做的最好选择了。
上图_ 魏征全身像,取自清刘源绘《凌烟阁功臣图》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魏征死后遭遇到“有限度”的清算,导致李世民身边再没有敢于直谏的臣子出现了。贞观十九年,李世民御驾亲征高句丽,朝中自然无人反对。结果由于各种原因所致,无功而返,虽然人员损失不多,但也耗费了大量军费和作战物资(此战最多算是唐军无功而返,但很多韩国人不仅“冒领”高句丽人为自己的老祖先,还歪曲炮制出此战将李世民一只眼睛射瞎,还一路反攻至大唐境内的荒诞说法,当然纯属YY)。
李世民这才有所醒悟,不由感慨如果魏征在世,恐怕就能阻止自己贸然出兵了。于是又给魏征“平反”并重新给其树立墓碑,这距魏征死后也不过仅仅两年。
对于魏征来说,死后半年就被清算,两年又被平反,不知道是他的不幸中的万幸,还是君主专制政体和自己的命运开的一个不好笑的玩笑呢?